C20創業板俱樂部成員王棟成為十八大黨代表的轉折點出現在2007年。當時他正帶領他的公司大禹節水忙著中小板上市的事情。一天，甘肅省委的領導前往公司調研，省委領導問王棟：“一個民營企業，為什么要搞黨組織？”
　　這個問題當時王棟并沒有準備，他隨口開玩笑地回答道，“當年董存瑞炸碉堡，也沒有說炸一個碉堡給多少錢啊。但是就給炸掉了。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企業也是一樣，民營企業做得越來越大，必須要有共同的價值觀。”
　　5年后的2012年11月7日晚間，參加完當天十八大預備會的王棟對本報說，“通過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可以避免企業走偏，防止出錯。”
　　一共有34位像王棟這樣的民營企業家以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于2012年11月8日開始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部2270人的代表中，他們由于民營企業家的身份而備受關注。在十年前的中共十六大上，首次有7位民營企業家作為黨代表參會；至十七大時，民營企業家代表人數達到17位。
　　王棟說：“從數量上看，民營企業的代表有了很大增加。這是黨對這些年民營企業發展的肯定，也是為了讓民營企業參與到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中來。”王棟也想利用黨代表的身份，能夠為民營企業建言獻策，把民營企業的聲音呼吁出來，因為這是民營企業一個代言，一種聲音。
　　目前，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已達900多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3600萬戶，注冊資金總額達到24.3萬億元，從業人員超過1.8億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全國的一半以上。非公有制企業成為中國最大的企業群體以及中國吸納擴大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
　　這個中國最龐大的企業群體對正在召開的十八大擁有更多的期待。
     參與
　　在王棟之前，已經有幾十名民營企業老板當選為黨代表。2002年11月召開的十六大，出現了邱繼寶、沈文榮、蔣錫培等7位民營企業家的身影。正是這次會議提出了，“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的執政方針。此次會議亦確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一年，全國民營資本投資的比重首次超過國有資本投資，達到48.7%，位居各經濟類型之首。
　　據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透露，在十六大召開前夕，中央黨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就勞動價值論進行了一次專項調研，調研主要解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就是說發展私營經濟究竟對不對的問題。
　　這次調研的結論是，從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需要調動城鄉居民積極創業、積極投資、積極興辦企業的熱情。國家總是需要企業，社會資本需要積累。從未來發展趨勢來看，這些都需要非公有制經濟有一個穩定的發展。

        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其中第二十二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由此中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權保護上升到憲法層面，當時一些民營企業家就此評論說“吃了一顆定心丸”。
　　2005年2月，國務院正式出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當年5月，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稱，“非公36條”是中央政府系統指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的一個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市場化原則和法制化精神。這些規定不但解決了非公企業發展“瓶頸”，同時也為非公有制經濟創造了一個平等競爭、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
　　截止到2006年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494.7萬戶，注冊資金總額為7.5萬億元，增長22%；從業人員為 6395.5萬人，增長9.81%。其中，城鎮中除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以外的經濟即全部民營經濟固定投資總額達到4.83萬億元，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首次超過50%，達到51.6%。
　　受到政治、法律和政策不斷鼓勵的民營企業，在2006年爆發出了罕見的活力，根據全國工商聯的統計，這一年是民營上市公司增加最多的一年，全年私營控股上市公司增加了28家，占全國新增上市公司數量的39.4%。
　　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兩個平等”理論。
　　江蘇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和浙江萬豐奧特控股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陳愛蓮在這一年成為黨的十七大代表，當時全國有17名民營企業家當選黨代表。
　　陳愛蓮說：“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鼓勵，也是對千千萬萬民營企業家的信任和鼓勵。我相信，這個基礎還會不斷擴大，黨的十八大名單中這一陣容進一步擴大，這足見我們黨對于民營經濟的重視和高度認可。”因此，她在擁有員工7000多人的萬豐奧特集團建立了黨委建制，下設12個黨支部，黨員近400人，大專以上學歷、各級干部、35歲以下青年黨員均占70%以上。在她看來，黨的事業需要廣大非公經濟企業家的參與和堅持。
　　在改革開放之初，周海江就已經是一名大學生黨員，也是最早到鄉鎮企業創業的大學教員；目前他是紅豆集團2.2萬名員工、1269名黨員的民營企業當家人。這家以服裝行業起家的江蘇鄉鎮企業，目前已經發展到涉及服裝、機車輪胎、地產、生物制藥四大領域的跨國集團。
　　在紅豆集團，黨委委員全部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黨組織與企業管理層全面交叉兼職，構建了適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黨組織領導體系。紅豆集團還把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導入企業黨建，推出了中國民企首部《黨建工作標準》。
　　周海江希望自己不僅能夠做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做一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同時還能履行好代表職責，向黨的最高會議反映基層聲音。
      困惑
　　在王棟看來，十六大之后，國家也重視民營企業了，原來壟斷的領域在逐步放開，給了民營企業越來越多的生存空間。所以，這幾年，民營企業的發展突飛猛進。中國經濟GDP、稅收等等，民營企業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十幾年，尤其是最近10年，是民營企業發展的黃金時間。
　　2010年5月，國務院再次出臺引導和放開民營企業投資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36條意見》（即“新36條”），為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進一步擴大投資領域提供了政策依據。
　　現在，兩個“36條”如何更進一步落實，一些壟斷領域如何進入，是擺在民營企業面前的一道待解之題。
　　王棟仍然能夠在企業的經營中遇到那些看不見的“玻璃門”。王棟創辦的甘肅大禹節水集團創建于2000年，是一家集節水灌溉材料制造銷售與節水灌溉工程設計施工服務為一體的節水灌溉工程系統提供商。2009年10月，大禹節水登陸創業板，募資2.52億。目前在蘭州、天津、內蒙古等地擁有7家工廠。
　　今年大禹節水的銷售收入將增加35%，銷售額將超過5億。目前，王棟正在籌備著大禹節水的增發，為公司業務的下一步擴張提供資金。目前增發申請已經報至深交所。王棟希望能夠增發五六億的資金規模。
　　整體來看，西部上市公司本身就少，而大禹節水是中國創業板首批28家中的一個，也是西部唯一的一個企業。
　　王棟認為，中央還是要繼續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還是要持之以恒地給民企開綠燈，要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他說，“中國只有真的實現了市場經濟，真的實現了‘小政府大社會’，市場經濟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這個國家才會有穩定、持續的發展。”“國家最近幾年一直在出臺對民營企業的開放政策、優惠政策等等，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還是局限于國有企業不愿干的領域里面，真正的高利潤的行業，跟民營企業之間還是隔著一道‘彈簧門’、‘玻璃門’。”王棟明白，這些政策的落實需要一個過程。
　　黨代表的身份讓大王棟感到了更多壓力和約束，“我們不能再像其他的企業那樣做。我們要自我約束，無論從形象上還是實際操作上，要比其他的企業做得更好。這一點，責任重大，也很有壓力。我們成了全省的一個民營企業的代表。”
　　在陳愛蓮看來，全國黨代表的身份就是企業的最好名片。“擔任黨代表以后，接觸的層次不一樣，思考的層次也不一樣。”她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走進各級黨代表大會，這本身就是最好的課堂。
　　陳愛蓮反對“國進民退”的說法。因為“國有企業必須占有主導地位”。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必須要求國有經濟占有主導地位，這是先富帶動后富的保證。要實現中國的全面發展，國家就必須掌握足夠的資源。
      期待
　　不過，陳愛蓮同時也認為，搞活經濟要靠民企，因為民企有活力。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最大限度發揮民營經濟的活力。“國企經營的好，民企可以參股；反之，民企經營的好，國企也可以參股。”
　　目前，萬豐奧特集團下屬的擔保公司就在做這種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嘗試，陳愛蓮的目標是為了達到在確保穩定的大前提下，增強企業適應市場的能力。陳愛蓮說：“這樣的所有制類型，可以解決好既掌控經濟同時又服務于經濟這對矛盾。”
　　在周海江看來，可以考慮取消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這一說法，把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個私企業統稱為“國民企業”，“外資企業”辟出其內。這樣的表述，更有利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為無論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部分，公有制企業姓“社”，民營企業也姓“社”。一方面，企業老板們時刻要懂得自己的企業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員，應該盡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人們要看到民營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可缺少、越來越大的作用，要平等對待。
　　事實上，周海江對十八大充滿了期待——更加改革開放、促進發展、加強民主、保障民生的“好政策”，同時他也期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建成一個與時俱進的“好政黨”，“無論在政黨建設還是推進黨內民主、加強純潔性建設方面，我們都期望這次會議有更好的舉措和方法。”
　　王棟判斷，民營企業政治地位的提升，是一個必然趨勢，因為民營企業是最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只有把這樣的人群吸收進來，才能壯大黨自身的力量，如果把他們排除，那就是很大的損失。
　　他提到了民營企業家中移民和資本外流現象。他認為這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是會造成很大損害的，因為他們是精英。這些人的流失，比他帶走的財富要更寶貴。
　　王棟說，“這說明我們的生存環境還是有些問題。中央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從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民營企業家當選黨代表的增加，這也是中央在給民營企業以善意和信心。”
　　陳愛蓮則認為，“民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就沒有必要瞎折騰。移民潮自然就會退去。那些瞎折騰的人，將錯過中國經濟又一個發展時期，蒙受不應有的損失。”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實現就業最廣泛的渠道。黨和政府都對民營經濟從意識形態上予以了肯定，解決了以往的理論疑問。同時法律體制已經開始逐步完善，一個有利于民營經濟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周天勇判斷，民營經濟今后的發展環境只能是越來越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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